编者按：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，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并讲话，《年谱》中不全，本篇比较全。当天他还接见了安徽、全国妇联等单位的造反派，就生产、组织等问题发表了讲话。
早就想开区、省委书记的会，是林彪同志叫我做的，总抽不出功夫，现在力争争取主动。 究竟什么时候能争取到，不好预计。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，大家跟不上，要紧跟。主要是政治思想工作不够，思想不通，思想对立着，有的立场对立着。中央是各部委、各口、各部， 地方大区、省、市思想跟不上，认识一下跟不上来，现在是情绪抵触，有的还站在对立的立场，不执行无产阶级路线，后两种情况多过前一种(前一种是执行正确路线，后两种是情绪抵触，立场不对)，这种情况就很被动。江苏情况好一点，常熟最惨了。江华到上海养病， 李井泉也到上海。刚才是内部情况，我只是概括地说了。
这个形势大好，特别是上海《文汇报》比《解放日报》好。《文汇报》评论中四个特点， 确实如此。因为运动的第一个阶段，五月通知起，杭州四月会议，北京五月政治局会议讨论 后发表，那是内部的通知。那时就说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，这话现在还有效，到现在还很不理解，很不得力。主席有预见，我们太落后了。参加革命三十年的、四十年的，在社会主义更高阶段，不能过社会主义关了，值得深思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许多人在大半年前，在主席面前就讲过，很不理解，很不得力，怎么现在还是跟不上呢？的确是个新问题。
列宁、斯大林没有过这一关，马克思不负这个责任，巴黎公社是第一次演习。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 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。我们离毛主席这么近，但是又离得这么远，这是很值得想一想。彭、 罗、陆、杨揪出来以后，文化大革命几个主要方面都和他们有关，头一个阶段拿他们做反面教员，他们是反党集团。各省、市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。林彪同志说，我们有些同志头掉了，还不知道是怎样掉的。主席问大家，如果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？大家敢不敢造反？ 靠军队，他们也可以掌握军队。我们听了，有许多同志当耳边风过去了，有些人也许以为主席百年以后的事，不是眼前的事。主席说了，就是在想，吴晗罢官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影子。
主席要点名，彭真当耳边风。主席到上海组织力量，姚文元的文章是这样出来的。当时主席指出，少数人说了算，多数人跟着走，这样也可能出修正主义。当时刘、邓在场，吴晗为代 表，彭真当耳边风，雪峰是认真了的，当时就感到彭真认识上有距离。我把雪峰的话告诉了彭真(当时是内部问题)，雪峰看出了这个问题，但没有抓这个问题。雪峰批判彭真是积极的， 但同样执行刘、邓路线，错误比较严重的。北京市委现在还瘫痪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看得不深，跟得不紧。陈伯达同志听到主席这两句话，他很忧虑，他认为主席不在中央，发生错误的领导下，自己就跟着做了怎么办？也问过我。他就注意观察主席身边的同志，哪些是执行主席的路线的，他不仅观察到刘、邓，而且观察到陶铸。所以我们推荐了林彪同志，陈伯达同志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。
富春同志犯了个错误，在传达我的意见时加了一句话， 说陶铸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。我怎么能这样说陶铸呢？谢富治同志能看出问题，也敢于说话，过去向邓小平提过意见，也提得很早。各级干部要注意观察领导，群众也是观察领导，各级领导如不互相观察，互相帮助。有的领导同志情绪还在抵触，甚至还在对立。主席思想中的最根本的东西：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，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，坚持下去，反复循环，就形成了毛泽东思想。我们应当能够在亿万人民的考验中经得住风浪，受得住考验。 聂元梓一张大字报后，全国各地风起云涌，这是前阶段总的情况。
这一起来就遇到了抵抗，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，总之性质是一样，这一条路线的根源，大家都知道，不必多讲。不仅是一九六二年，还有更远更远的根源，主席在前十条、“二十三条”中都讲哲学，大家不去学习，还说什么执行了没有？实际上都执行了，有自觉的，有不自觉的，那一个省没有执行呢？如李 葆华现在很被动，中央工作会议上没听他说象样的话。李葆华大家知道还是比较老实的。凡是不承认的大区和省就很被动。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说了个无产阶级司令部，大家抓这个草。
这样就更被动。对大区来说，任穷同志在，刘澜涛同志在，其他也有人在。大区负责人是三、 四、六日都去见主席的，都是三十年、四十年以上的干部了。加上内战四十多年了。为什么 毛主席这样说，我们都违反了？刘、邓一说，我们就执行了？是毛泽东思想太少了。尽管你主观上不是反党，彭、罗、陆、杨是反党的。消灭“私”字，层层关口，看你过去过不去。 不进则退，退了就落后，就掉队。群众对刘、邓很气愤，可以理解。我们不光是愤慨，还有我们自己。除有宗派关系的以外，一般都是思想上的共同性。六七月份你不能不承认，群众揭发是个侧面，但是他这个侧面是能站得住脚的。十一中全会一开，冷冷清清的局面一转变，马上轰轰烈烈起来，从学校走向社会，从北京走向全国，大家陷于被动。受压抑后，很快起来了。这就是社会革命的真正考验。所有制问题解决了，这是经济基础。上层建筑，许多旧 的东西，这都是生长修正主义的基础，所以说，搞不好中国必出修正主义。基础和上层建筑 都有这个因素，这不是耸人听闻的，主席在天安门上讲了，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了，大有希望。
我说的是我们这些领导干部，十一中全会以后，中央各部，各省、市没有一个过了关的，原来说中联部好点，实际上王稼祥、邓小平都有问题，对马来亚的党比对父子党还严重，非常严重，比斯大林严重得多。……妇联又揪出康克清，总工会搞得最晚，搞得最凶。现在中央各部无一例外，直接冲到国务院了。各们副总理要做精神准备。中央不比各省好过。你们来中央是休息，我们可不能到你们那里去休息，旧东西在脑子总是有，应当彻底清除掉。
许多地方领导同志想不通，八、九两个月是这样，在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，开始不通， 后来似乎通了，但许多问题没有揭发。山西未揭发，天津已揭开，内蒙已揭开了，还未解决。 北京已瘫痪了，各单位的底子，我们不很清楚。现在人大会堂、中南海、钓鱼台可以开会， 京西饭店有危险，北京饭店又有人要接管，广大人民和解放军是可以信的，但是有个青黄不接的问题。十一中全会后，华北解决得不好，彭真搞的乱子，新市委承担，说话不灵，就是没有一个依靠的力量，当然不会有大问题。十月工作会议表现出来的，华北如此，别的区域 也是一样。陈伯达同志谈得比较尖锐，林彪同志语重心长，是领导同志的谈话，大家应结合起来理解。和刘、邓有共同的思想，用反动路线去抵抗运动，但又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， 这就更严重，所以非提出批判反动路线不可。群众运动绝不因为我们阻挡就不前进。滚滚洪流是一直向前的。
十二月发表的两个十条，就是支持迎接革命的洪流冲向工矿企业单位，冲向农村。中层干部是否通了？现在还在观察，(地、县现在根本没通)烧到他本身怎么办？宋任穷本机关就闹得他混不下去了，这是一个典型。两个十条迎接这个高潮，现在高潮已经起来了，如军队、 公安的已通过反经济主义，广播电台，机关的也要出来。如左派工作做得好，秩序就会好一些，军队要做好准备，现在不要出动，一旦某一方面领导权被坏人拿去搞反动的东西，那时就要用军队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，只要方向对，有点小乱不要紧。“十六条”有些东西现在跟不上去了。革命的群众组织已超过了原来的设想，摆在面前的是迎上前去，因势利导，不要抵触，更不要对立，要象迎接钱塘江大潮一样，鲁迅是彷徨了一段，一九三O年走上了 革命的道路。
上海的紧急通告也是他们自己创造的，主席先读了，主席抓住了，这又是一个新的信号。 挑起这个反扑是冲向社会以后，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，不甘心不失败，就抵抗，有的是直接破坏，有的是指使各级的领导。必须进行全面地总反击，全面地总进攻。
我们的领导跟不上的，思想抵触的，甚至还有很对立的，现在新的高潮开始，我们得做精神准备，怎么办？我们解剖两个麻雀给大家作例子，一个是部门的，一个是地区的。部门的如石油部，根据主席指示，我们号召大家学习石油部，在这个情况下骄傲了，故步自封了。
石油部的成绩首先归功于中央、主席领导，第二应归功于大庆全体职工的努力，当然不能否定石油部本身的领导作用，这也合乎实际，前五年比任何企业搞得都好，后来骄傲情绪增长， 这里也夹杂着薄一波、李运昌故意为难。余秋里调小计委后，计划工作成绩大，很放心。大庆油田外边去的红卫兵冲不进去，本身的职工要革命，也压得很厉害，整个工委陷进去了， 执行错误路线，一冲倒后，全部瘫痪，由右变“左”，七万多职工，有一万多人出来搞串连 了，过去很少超支，现在超支很大，势必走到自己的反面。大庆油田栽这个跟头也有好处， 压得厉害也就反得坚决，冲击力大，革命可能彻底一些，王铁人变成了造反派的头子，希望 他们在抓革命、促生产上能走在前边，还有可能后来居上。32111钻井队就是后来居上。石油部转变得好，可能转变得快一些。对石油部不能采取对吕正操、武竞天的办法。
对彭、罗、 陆、杨斗得太多，并不利，罢官的休息了，停职反省也是睡大觉。吕正操一直是自由出入于铁道部，对吕正操撤职留用，三月为期，戴罪立功，以观后效。铁道部革命造反派组织了监督管理委员会。
再解剖一个云南，后来估计云南比四川好点，整个西南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。 西藏怎么样？西藏以军队为主可能好点。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，是想避开也不行了。就是因为云南省委对李井泉的领导不满，但是不是站在正确方向来斗争呢？阎洪彦从本位出发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，三省落后性相同，但是四川硬抗，搞白色恐怖，打击群众，因此还有人起来反抗，四川的盖子没有完全揭开，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，群众起来后自杀叛党，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绩，过去的几关都过了，但是(要)过的关过不去了，薄一波不揪出来，但也有人议论要打倒他。阎不走这条路，可能还有人认为他是好同志，现在就不能这样说了，他的家庭……他的父亲抽大烟，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，他上不请教主席，不读主席的书，最近事件发生后，郭超同志来反映，谷牧有个报告是错误的，对林彪同志的报告不看，读语录是说说的，做报告也是说说的。下不请教于群众，怕群众怕得要命，然而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呢？也是根本不民主，个人说了算。军区党委也要想一想，主席为什么要搞大民主呢？
我们应想一想，哪一点应请教主席，哪一条不符合群众要求，哪一点对同事不以平等态度待人。 第一次乒乓球比赛时，阎只批评李井泉而根本不批评自己。他和高岗不一定相同，他是以和高岗不同自我标榜，上不请教主席，又不自我批评，势必走到反党的道路上去。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！张恩尧我们是为了利用他向蒋帮做工作，可以给点鸦片吃，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要给鸦片吃！
反高岗使阎背上了包袱，平时也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，思想历史根源如此，必然要走上绝路，对红卫兵不欢迎，是防，是挡，十月工作会议后，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，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，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。元月四日左派冲向军区大院， 阎洪彦、周兴一起逃跑，逃到西山，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，要周兴去见群众，群众叫周兴滚回去，阎洪彦滚出来，更不敢出来了，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，冲向了大楼，把赵建民揪出来，一说群众是反革命，二说阎洪彦的去向知道也不能告诉群众，群众烦了，把他压在车上游街了三、四个钟头，住到医院去当防空洞，扬言干部听到泣不成声，不吃晚饭。
我也犯了个错误，听说李葆华同志在稻香楼被围四昼夜，签了许多条子，陶铸讲了后， 中央通知叫李回来，造反派同意了，结果叫保守派抢出来逃难到肥西县，发生了三天打架， 这是什么样的感情？赵建民完全歪曲事实，咎由自取。叫阎洪彦出来见群众，陈伯达打的电话，阎听后，问周兴说怎么办？周说睡觉吧，明天再说。我们这里急如星火，他不负责任， 如此威风，吃眠尔通几十片自杀了。这么大的事，用这么个态度，不单是压制群众，而且是反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，抗拒中央的领导，自绝于党和人民。
波兰很快成了整个西方援乌的核心枢纽，西方各国的坦克、火炮、弹药，甚至雇佣兵，几乎都是先运到波兰，再通过边境的物流枢纽转运到乌克兰前线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热舒夫 - 亚西翁卡枢纽，据说西方对乌 95% 的军事援助都要经过这里，相当于给乌克兰搭建了一条 “输血通道”。
对于当时正深陷粮食危机的纳米比亚来说，这些大米不只是简单的物资，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粮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从老人到孩子，这份援助覆盖了众多受干旱影响的家庭，让当地民众不用再为饱腹发愁。
(周总理通过张子明给周兴并转省委的电话指示：(1)你们必须改变立场，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来，决不允许再有任何动摇。(2)坚决彻底批判省委反动路线的错误。 (3)只有如此才能改变严重恶果。(4)抓革命、促生产，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。(5)必须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，教育保守派和不明真相的人。(6)希望接受上述五条建议，并坚决实行。)
只有如此，相信局面能变，向健康方面发展。见了同学后要很快把上述精神传出去。阎之死，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，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，王府井的传单说阎被谋害，赵毅重伤，这显然有人指使，阎洪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。斗争锋芒不能向着军区，军区也不能当防空洞。进入军区责任在省委，中央呼吁撤出来。希望他们抓革命、促生产，矛盾不上交。
配资网站中央各部和各省谁都没有过了关，高高兴兴地回去，准备过好这一关功能与安全怎么评估，是否能过关，决定于本人。今天就说这些，相信绝大多数人能过好这一关。林总叫我做思想工作，我就讲这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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